品行是才能的主人，才能是品行的奴仆。如果有才无德，就如同一个家庭之中没有主人而让奴仆管事，妖魔鬼怪怎能不胡作非为、嚣张猖狂呢？

【点评】

春秋后期，晋国大权旁落到智氏、赵氏、魏氏、韩氏四家手中，尤以智氏权力最大。智宣子想立儿子智瑶为继承人，族人智果反对说：“智瑶有五个优点，一是须髯飘逸，身材高大；二是擅长弓箭，力能驾车；三是技能出众，才艺超群；四是能言善辩，文辞流畅；五是坚强果断，恒毅勇敢。他的这五个优点无人能比，唯独没有仁德之心。如果立他为继承人，智氏必有灭门之祸。”智宣子坚持立智瑶为继承人。智瑶主政后，傲慢无礼，为所欲为。他先向魏、韩两家提出割让土地的无理要求，得到满足后又向赵家索要，遭到赵襄子的拒绝。智瑶于是联合魏、韩两家进攻赵家，赵襄子派人私下求见魏、韩两家，晓以唇亡齿寒之理。最后三家联合，大败智氏，杀死智瑶，尽灭智氏之族。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说：“智伯之亡也，才胜德也。”他认为：“聪察强毅之谓才，正直中和之谓德。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”天下之人，资性不一：德才兼备是圣人，无德无才是愚人，德胜于才是君子，才胜于德是小人。选才之时，如果选不出圣人、君子，与其任用小人，不如任用愚人。因为“君子挟才以为善，小人挟才以为恶。挟才以为善者，善无不至矣；挟才以为恶者，恶亦无不至矣”。至于愚人，虽然想干坏事，却因为缺少智慧和力气，就像小狗扑人，人还能将其制服；换作小人，既有足够的智慧来发挥邪恶，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，就像恶虎添翼，危害可就大得多了。最后，这位史学家总结说：“自古昔以来，国之乱臣，家之败子，才有余而德不足，以至于颠覆者多矣，岂特智伯哉！”

锄奸杜幸，要放他一条去路。若使之一无所容，便如塞鼠穴者，一切去路都塞尽，则一切好物都咬破矣。

幸：求恩幸，以侥幸而进升。

铲除奸诈之人，杜绝幸进之路，要给他们留一条逃生之路。倘若让他们无处容身，就像堵塞鼠洞的人把所有路径全都堵死，走投无路的老鼠就会把所有好东西全都咬坏了。

【点评】

《孙子兵法·军争篇》说：“围师必阙，穷寇勿迫，此用兵之法也。”所谓狗急跳墙，兔急咬人，当一个人被逼迫得无路可走时，往往会被激发出自身的野性，爆发出难以估量的潜力，势必给压迫者造成更大的伤害。所以在战争中，围城之时一定要留一面出口，对仓皇逃窜的敌人不能追得太急，否则绝望的敌人转而拼个鱼死网破，围追的一方可能会付出惨重代价。官场斗争也是同样道理，对于奸邪佞幸之徒，正义之士自然希望彻底根除，但是往往事与愿违。明代正德年间朝臣企图诛除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而遭遇惨败，就是典型事例。

明武宗即位前，东宫的随侍太监中，有八个太监最受宠信，号称“八虎”。武宗即位后，“八虎”投其所好，引导他沉溺于玩乐之中，荒废国政，疏远朝臣，正人不亲，直言不闻，政事弊坏，民生困苦。一些刚直清廉之臣伏阙上疏，力斥“八虎”，宦官内部企图铲除“八虎”的王岳等人也推波助澜。武宗迫于压力，想与群臣妥协，提出将“八虎”调到南京，朝臣却不答应，坚持必须杀掉他们。得到密报的刘瑾等人连夜哭求皇帝，反诬王岳勾结阁臣，意欲限制皇帝的行动。武帝大怒，即刻命令逮捕王岳，发落南京，任命刘瑾掌司礼监，第二天又惩治了首先进谏的大臣。内阁大学士以集体辞职相威胁，结果除李东阳被诏令留任之外，其他内阁成员谢迁、刘健等人都被批准退休。群臣失去领袖，只好偃旗息鼓。“八虎”战胜群臣后，气焰更加嚣张，一方面公开卖官鬻爵，招权纳贿，在文官队伍中培植自己的势力，另一方面则把与之做对的朝臣清洗殆尽，用超常的特务统治将明帝国带入空前黑暗恐怖的时期。朝臣不懂斗争策略，将对手逼至穷途末路，激起反扑，终于招致惨败，对于这段历史，洪应明大约是非常熟悉的，也许“一切去路都塞尽，则一切好物都咬破”，正是有感而发吧。

士君子贫不能济物者，遇人痴迷处，出一言提醒之；遇人急难处，出一言解救之，亦是无量功德矣。

读书人虽然贫穷，没有能力救济别人，但是遇到别人沉迷不悟，能用一句明白话去提醒他；遇到别人陷于危难，能用一句公道话去解救他，这也都算是不可估量的大功德。

【点评】

所谓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，穷书生恐怕更是如此吧？自顾尚且不暇，何谈济物救人？洪应明却不这样看。帮助他人的方法多种多样，士君子虽然没有能力在物质金钱方面帮助别人，却可以用智慧之言为人指点迷津，用仗义之言替人解急救难。总之，只要怀有仁爱之心，能为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就是无限的大功德了。

处己者触事皆成药石，尤人者动念即是戈矛，一以辟众善之路，一以浚诸恶之源，相去天壤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