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史公说：苏建曾对我说：“我曾指责大将军：‘您的地位权势最为尊重，天下贤士却不称颂您，希望您学习古代名将招纳贤士，请您多多努力！’大将军婉拒说：‘自从魏其侯、武安侯广招宾客以来，皇上对此切齿痛恨。让士大夫亲附自己，进贤黜不肖，这是皇上的权柄。作为臣子奉公守法尽忠尽职就行了，招贤纳士做什么呢！’”霍去病也是效仿这种做法，他们就是这样做将军的。

游侠列传

《游侠列传》中的“游侠”是指那些平民中自觉地为救善良于水火而不惧繁难、不惜生命、不顾法律约束的仁义之士，而不是仗着武力威势鱼肉乡里、为非作歹的恶霸。《游侠列传》是司马迁为汉初这些“布衣之侠”所立的类传，也是司马迁对汉代统治集团进行无情揭露、愤怒声讨的文章。司马迁在文中毫不隐讳自己的鲜明爱憎，这种直接、强烈的抒情性在《史记》中大概也只有《伯夷列传》可与之相比了。

《游侠列传》以“儒侠”二字为全篇眼目，援儒称侠，在对比反衬中，将“朝廷之儒”迫害“布衣之侠”的事实公示于天下，为游侠代言。司马迁歌颂“布衣之侠”的“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”的高尚品质，敬佩赞美他们的“义行”，更对他们所遭遇的不公、不幸表示了极大的愤慨；同时司马迁揭露了公孙弘等儒生打着儒术的招牌舞文弄法，以配合武帝搞集权恐怖统治的伪善嘴脸，抨击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和酷吏政策。如与《儒林列传》、《酷吏列传》、《平津侯主父列传》并看，其义更明。

自汉武帝搞尊儒、搞酷吏政治以来，儒生、酷吏为了阿谀人主、猎取功名，不惜歪曲国家法律、草菅人命，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；少数“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，义不苟合当世”的人，也仅追求高名，对社会现实毫无裨益。那些被迫害、被冤枉的善良的人们想通过正当渠道讨回公道几乎不可能，而游侠们为他们报仇雪恨，或者掩护他们免遭杀害，人们自然爱戴游侠，依附游侠。可这在统治者眼里是“以匹夫之细，窃生杀之权，其罪已不容于诛”（《汉书·游侠传》）。所以他们有意地混淆游侠与恶霸的区别，找各种理由打击杀害游侠。为此司马迁悲愤填膺，他要为这些民间英雄鸣不平，他要让这些侠士的光辉永照丹青。《游侠列传》就是他为这些“布衣之侠”树立的丰碑。

这里我们选取的是郭解的传记。郭解是当时游侠的代表，影响最大，而最后竟然为一桩他自己都不知情的罪被灭了门。郭解的冤案正是汉武帝与御史大夫公孙弘一起定的，公孙弘给他拟定的罪名是“解布衣为任侠行权，以睚眦杀人，解虽弗知，此罪甚于解杀之。当大逆无道”。司马迁原原本本地记载了郭解获罪、定罪的过程，为其鸣冤，为其树碑立传，这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表现了司马迁卓越的“史德”，这是班固等人无法望其项背的。

韩子曰：“儒以文乱法，而侠以武犯禁。”二者皆讥，而学士多称于世云。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，辅翼其世主，功名俱著于春秋，固无可言者；及若季次、原宪，闾巷人也，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，义不苟合当世，当世亦笑之，故季次、原宪终身空室蓬户，褐衣疏食不厌。死而已四百余年，而弟子志之不倦。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(13)，而不矜其能(14)，羞伐其德(15)，盖亦有足多者焉。

韩子：韩非，战国末期韩国人，为法家学派集大成者。著有《韩非子》。

儒以文乱法：儒生以古非今，反对现行的法令政策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