谯周字允南，巴西西充国人也。父 ，字荣始，治《尚书》，兼通诸经及图、纬。州郡辟请，皆不应，州就假师友从事。周幼孤，与母兄同居。既长，耽古笃学，家贫未尝问产业，诵读典籍，欣然独笑，以忘寝食。研精《六经》，尤善书札。颇晓天文，而不以留意；诸子文章非心所存，不悉遍视也。身长八尺，体貌素朴，性推诚不饰，无造次辩论之才，然潜识内敏。

谯周字允南，是巴西西充国人。他的父亲谯 ，字荣始，研究《尚书》，兼通各经书及《河图》、《纬书》。州、郡长官征召他做官，他都不应召，州中也就顺从他的意思任命他为师友从事。谯周年幼时成了孤儿，和母亲、哥哥同住一起。长大后，沉溺于典籍、埋头学业，家中穷困也不曾过问过家中的经营。他诵读典籍，高兴地独自发笑，以至废寝忘食。他对《六经》研究精深，尤其擅长书信。很懂得天文，但不过多地去注意；诸子所著的文章如不是心中专注的，就不全部阅读。身高八尺，体态容貌质朴无华，性情坦诚而不掩饰，没有即席论辩的口才，但却恃学多才，机智敏捷。

建兴中，丞相亮领益州牧，命周为劝学从事。 亮卒于敌庭，周在家闻问，即便奔赴，寻有诏书禁断，惟周以速行得达。大将军蒋琬领刺史，徙为典学从事，总州之学者。

建兴年间，丞相诸葛亮兼任益州牧，任命谯周担任劝学从事。诸葛亮在前线军营去世，谯周在家中得到音讯后，立即动身奔丧，不久有诏书制止奔丧，只有谯周因为动身得早得以到达。大将军蒋琬兼任刺史，迁升谯周为典学从事，统管一州的学者。

后主立太子，以周为仆，转家令。时后主颇出游观，增广声乐。周上疏谏曰：“昔王莽之败，豪杰并起，跨州据郡，欲弄神器，于是贤才智士思望所归，未必以其势之广狭，惟其德之薄厚也。是故于时更始、公孙述及诸有大众者多已广大，然莫不快情恣欲，怠于为善，游猎饮食，不恤民物。世祖初入河北，冯异等劝之曰：‘当行人所不能为。’遂务理冤狱，节俭饮食，动遵法度，故北州歌叹，声布四远。于是邓禹自南阳追之，吴汉、寇恂未识世祖，遥闻德行，遂以权计举渔阳、上谷突骑迎于广阿。其余望风慕德者邳肜、耿纯、刘植之徒，至于舆病赍棺，襁负而至者，不可胜数，故能以弱为强，屠王郎，吞铜马，折赤眉而成帝业也。及在洛阳，尝欲小出，车驾已御，铫期谏曰：‘天下未宁，臣诚不愿陛下细行数出。’即时还车。及征隗嚣，颍川盗起，世祖还洛阳，但遣寇恂往，恂曰：‘颍川以陛下远征，故奸猾起叛，未知陛下还，恐不时降；陛下自临，颍川贼必即降。’遂至颍川，竟如恂言。故非急务，欲小出不敢，至于急务，欲自安不为，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！故《传》曰‘百姓不徒附’，诚以德先之也。今汉遭厄运，天下三分，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。陛下天姿至孝，丧逾三年，言及陨涕，虽曾闵不过也。敬贤任才，使之尽力，有逾成康。故国内和一，大小戮力，臣所不能陈。然臣不胜大愿，愿复广人所不能者。夫挽大重者，其用力苦不众，拔大艰者，其善术苦不广，且承事宗庙者，非徒求福佑，所以率民尊上也。至于四时之祀，或有不临，池苑之观，或有仍出，臣之愚滞，私不自安。夫忧责在身者，不暇尽乐，先帝之志，堂构未成，诚非尽乐之时。愿省减乐官、后宫所增造，但奉修先帝所施，下为子孙节俭之教。”徙为中散大夫，犹侍太子。

刘禅被立为太子后，任命谯周为太子仆，继而又担任家令。当时刘禅经常出外游观，增加演奏音乐的人。谯周上奏章劝谏说：“以前王莽败亡，四方豪杰纷纷起事，跨州连郡，图谋夺取帝位。在那时贤才智士所思慕而想投奔的人，未必是因为他势力的大小，只是看他德义的厚薄。因此当时的更始帝、公孙述以及各路拥有部众的将领大多势力扩大了，然而没有谁不是纵情肆欲，疏怠于行善，一味地游猎宴饮，不体恤民众和爱惜财物。世祖刚进入黄河以北地区时，冯异等人就规劝说：‘应当做一般人所不能做的。’于是他致力于治理冤案，节俭饮食，行动合乎法度，因此北部各州的百姓讴歌赞叹，他的名声传播到四方偏远的地方。这时邓禹从南阳来追随世祖，吴汉、寇恂虽然没有与世祖见过面，但远闻他的德行，就用计谋收罗了渔阳、上谷两郡的突骑军马来到广阿县投奔世祖。其余望风而仰慕德义的有邳肜、耿纯、刘植这一班人。至于抱病登车、带着棺材，背负婴儿来归附世祖的人，不可胜数。因此世祖能够由弱变强，杀王郎，吞并铜马军，消灭了赤眉军而成就帝王大业。他在洛阳时，曾经想就近出游，车马都备好了，铫期劝告说：‘天下还没有安宁，臣确实不希望您屡次微服出游。’世祖就即刻返回。征伐隗嚣时，颍川郡盗贼蜂起，世祖返回洛阳，只派遣寇恂前往颍川郡。寇恂说：‘颍川郡正因为陛下出外远征，所以奸险狡猾的人起来反叛，他们不知道陛下返回了洛阳，恐怕不会及时投降；陛下如果亲自前去征讨，颍川的贼寇一定会立即降服。’于是世祖前往颍川郡，结果就像寇恂所说的那样。因此不是急事，即使随便到外面走走也不敢，遇上非常紧迫的事，想安坐在宫中也不可能，所以帝王想要做得好就像是这样！所以《传》上说：‘老百姓是不会平白无故地归附的。’确实是因为德行居第一位。如今汉朝遭遇厄运，天下一分为三，正是勇武圣哲之士思慕盼望仁德的时候。陛下的天性非常孝顺，父丧过去三年了，一谈及此事还流眼泪，即使曾参、闵子骞也不能超过。尊敬、任用贤才，使他们尽力，胜过了成康之时。因此国内和睦一致，上下齐心，我不能一一陈述。然而下臣还有更大的愿望，愿陛下再推广一般君主所难推广的。牵引巨大重物的人，用力时苦于不能更齐心些，攻克巨大困难的人，好办法苦于不能更多一些，何况继承帝业的人，不只求取福禄保佑，而是要率领民众敬重上天啊。至于说到四季的祭祀，陛下有时候没有亲临，而池苑的游观，有时候又频频出去，我愚笨呆板，心中难以自安。忧虑着职责在身的人，没有闲心尽兴，先帝的遗志，创建帝业尚未完成，确实不是尽心享乐的时候。希望减少掌管音乐的官吏和机构及后宫的新增项目，只奉行先帝所施行的措施，给子孙们做个节俭的榜样。”谯周被改任中散大夫，仍旧侍奉太子。

于时军旅数出，百姓彫瘁，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，退而书之，谓之《仇国论》。其辞曰：“因余之国小，而肇建之国大，并争于世而为仇敌。因余之国有高贤卿者，问于伏愚子曰：‘今国事未定，上下劳心，往古之事，能以弱胜强者，其术何如？’伏愚子曰：‘吾闻之，处大无患者恒多慢，处小有忧者恒思善；多慢则生乱，思善则生治，理之常也。故周文养民，以少取多，勾践恤众，以弱毙强，此其术也。’贤卿曰：‘曩者项强汉弱，相与战争，无日宁息，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为界，各欲归息民；张良以为民志既定，则难动也，寻帅追羽，终毙项氏，岂必由文王之事乎？肇建之国方有疾疢，我因其隙，陷其边陲，觊增其疾而毙之也。’伏愚子曰：‘当殷、周之际，王侯世尊，君臣久固，民习所专；深根者难拔，据固者难迁。当此之时，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乎？当秦罢侯置守之后，民疲秦役，天下土崩，或岁改主，或月易公，鸟惊兽骇，莫知所从，于是豪强并争，虎裂狼分，疾博者获多，迟后者见吞。今我与肇建皆传国易世矣，既非秦末鼎沸之时，实有六国并据之势，故可为文王，难为汉祖。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，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。谚曰：“射幸数跌，不如审发。”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，不为意似改步，时可而后动，数合而后举，故汤、武之师不再战而克，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。如遂极武黩征，土崩势生，不幸遇难，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。若乃奇变纵横，出入无间，冲波截辙，超谷越山，不由舟楫而济盟津者，我愚子也，实所不及。’”

当时军队多次出征，百姓为此疲病，谯周与尚书令陈祗谈论这样下去的利害关系，退朝后又记述出来，称为《仇国论》。文章说：“因余之国小，肇建之国大，这两个国家同时争夺于世而成为敌人。因余之国有一个叫高贤卿的人，问伏愚子说：‘现在国家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，君臣百姓都费尽心力，往古那些能以弱胜强的人，他们的策略怎么样呢？’伏愚子说：‘我听说，处于大国地位又无忧患的国君常常会十分懈怠，处于小国地位又存在忧患的国君常常会思考善政；十分懈怠就会发生动乱，思虑善政就会治理得好，这是常理。因此周文王养育人民，以少胜多灭掉了殷商，勾践体恤百姓，以弱克强而击败吴国，这就是他们的策略。’高贤卿说：‘从前项羽强大而刘邦弱小，相互战争，没有一天安宁，然而当项羽与刘邦约定划分鸿沟为国界，各自准备退兵使人民休养生息时，张良却认为民众心志已经确定，很难说服他们，不久率领军队追击项羽，终于使项羽灭亡，难道以弱胜强的例子一定要效法周文王吗？始建之国现在正有危难，我国趁着这个空隙，攻陷它的边境，正是希望增加它的危难而尽快消灭它。’伏愚子说：‘殷商和周朝时候，王侯世代尊贵，君臣权位长久牢固，人民习惯于自己所专心的事务；根深的难以拔动，据守坚固的难以迁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是汉高祖刘邦又怎么能够持剑策马而夺取天下呢？当秦朝废止诸侯、设置郡守之后，人民疲惫于秦朝的劳役，天下土崩瓦解，有时一年改换主人，有时一月变更王公，弄得鸟兽惊骇，不知所从。这时豪强纷争，国家割裂分离，迅疾强大的获地多，迟疑后起的被吞并。如今我国和肇建之国都是经历过承传国业、改换时代的，既不是秦末民心鼎沸的时代，又具有战国时六国纷争割据的形势，所以可以成为周文王，却难以成为汉高祖。人民疲劳就预示着骚扰的发生。君主懈怠人臣凶暴则国家瓦解的局面将会出现。谚语说：与其靠运气去求取而连连栽跟头，还不如周详考虑好以后再行动。因此明智的人不为着小小利益而转移目光，不因为似是而非的意念而改变行动，时机成熟了才行动，符合了命数这才兴起，因此成汤、周武王的军队不需经历第二次战争就战胜了敌方，确实是因为重视民众的辛劳而又能明察地审度时势。如果随心所欲地滥施征伐，就会出现崩溃的局势，不幸遇上灾难，即使有明智之士也将不可能谋划了。至于发生无穷的奇策谋变，在细小处出入自如，能冲波截道，超越山谷，不使用船桨而能渡过盟津，我是愚笨的人，实在不能做到。’”

后迁光禄大夫，位亚九列。周虽不与政事，以儒行见礼，时访大议，辄据经以对，而后生好事者亦咨问所疑焉。